沃顿商学院讲师和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家斯蒂芬·萨马特(Stephen M. Sammut)预测了这一行业的前景：“我们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在中国看到这个行业开始呈现(美国等)其他地方现在的景象。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但能从过去30年的积累形成的发展势头中大获裨益，而且还能从其生物技术生态系统中获益良多，这个由一代人建立起来的生态系统，是优秀经理人和商业导向型科学家开展研究的基础。虽然作为生物技术基础的科学没有国界，但想构建使这个行业顺利运作下去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体系则需要时间。”
深圳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SiBiono Gene-Tech)推出了全球首个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Gendicine)，这种用于治疗头颈癌的药物，吸引了众多渴望得到治疗的中外病人。
本月，设在北京的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Sinovac Biotech)宣布，成功通过手足口病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不久，该疫苗将与该公司用于防范肝炎这一中国人多发病的疫苗一起并列在产品名录中。
与此同时，全球制药巨头默克公司(Merk)也宣布，准备在北京斥资15亿美元兴建一个研发中心，其投资规模将超过诺华公司(Novartis)的投资，诺华公司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建设研发中心投入了12亿美元。
作为中国“十二五规划”优先扶持的七个行业之一，中国的生物制药部门表现活跃。这个一度主要专注于仿制药生产或为西方公司进行外包式研究的行业正在快速发展。受政府慷慨投资的刺激，再加上数千位在西方接受训练的中国医药专业人员的回归，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投身到了新药研发的工作中。许多外国制药公司也在积极拓展与他们建立伙伴关系。
然而，有专家指出，即便中国作为一个医药研究的新基地正在崛起，这个行业依然处于发展早期，成为世界级创新者的远大抱负也不太可能很快实现。“中国的创新领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波士顿勒克斯研究公司(Lux Research)生物技术行业分析师于志豪(音译)谈到，该机构一直在跟踪中国医药业的创新动态。不过，“考虑到人们在(生物制药行业)已投入了数额庞大的资金，所以该行业的散乱状态最终会变得井然有序。” 萨拉·冯路(音译，Sarah Frew)谈到。冯路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马尔文(Malvern)的制药公司TetraLogic Pharmaceuticals任商务发展经理，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是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前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微生物学教授施一公先生。冯路拥有沃顿商学院MBA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癌症生物学博士学位，曾就中国的这一行业撰写过很多文章。冯路表示，面临“专利悬崖”(patent cliffs)的跨国制药公司，看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
为中国人服务
不过，中国公司现在的“食物相当丰盛”，那就是为中国人创制药物。而这一过程往往通过与外国公司的合作来完成。“在中国，与大型制药公司决定开发什么药物，并将其引入中国市场相比，针对中国人口在中国开发药物的需求更为强烈。”罗伯特·内尔森(RobertNelsen)谈到，内尔森是西雅图风险投资机构ARCH Venture Partners的共同创始人，该机构是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华医药(Hua Medicine)的主要投资者。
设在上海的风险投资机构愈奇创业投资公司(Mustang Ventures)顾问
查尔斯·徐(音译)(Charles Hsu)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目前突破性创新能力“并不是关键所在，相反，关键在于满足中国尚未得到满足的巨大需求。你不必开发出下一个阿瓦斯丁(Avastin)或者赫塞汀(Herceptin)，而是应该以高效的方式为10亿人提供有效的药物。和美国独出心裁的技术开发不同，在中国你现在还不需要那么做。但是，中国也在快速获得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提高只是时间和优先顺序的问题。”2007年，查尔斯·徐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鲁诺(San Bruno)与人共同创建了利德制药(LEAD Therapeutics)公司，这是一家专注于面向既有病人开发更有效药物的公司，该公司的全部化学药筛选工作都在中国进行。该公司的全部投资约为1,500万美元，2010年，公司以大约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BioMarin。
的确，“对中国和中国的企业来说，一个战略性议题是，专注于自己国家的疾病，还是为了将产品销往境外而面向西方患者开发药物。”萨马特谈到。“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关注的是自己国家的需求，当然，如果一种特殊药物能通用全球就更好了。那么这种药物也可以在美国和欧洲销售。”中国某些雄心勃勃的初创企业，比如，上海的和记黄埔医药(Hutchison MediPharma)和在杭州及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区(Research Triangle Park)运营的世方药业(Ascletis)，则既想为中国也想为全球市场开发药物。但是，很多企业在为其全球抱负付诸行动之前，会先行为中国市场开发药物。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促使政府寻求成本效益更好的医疗保健解决方案，比如，新药物和疫苗等。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估计已达1.8亿，到2050年，这一数字有望增长到4亿，占全部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中国医药市场在过去五年中每年增长22%，目前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医疗保健市场研究机构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预测，到2020年，中国医药市场的规模有望位居全球之首。
人才回流
位于上海的医药行业资讯公司ChinaBio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在医药行业的投资约为400亿美元，同时，医药行业在最近3年中每年吸引了大约1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收购和兼并资金以及首次公开募股资金。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支持也让这一行业获益良多。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了“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s program)，旨在在未来5到10年中引进2,000位在中国出生的高端科技学者和专业人才。截止到目前，该计划已吸引了2,000多个人才回国，其中就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明星教授、现在清华大学任职的施一公。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201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令人兴奋的机会和政府对这一部门资助的感召下，除“千人计划”之外，另有约8万名生命科学人才回到了中国。
“海归已经成了改变中国这一行业面貌的一支主要力量。”ChinaBio的共同创始人格里格·斯科特(Greg Scott)谈到，这位曾经在美国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工作的前生物技术天使投资者于2007年来到上海，进入了中国这一不断成长的行业。“如果一家公司的整个管理团队都有在西方工作的经验，那么，该公司的关注焦点、运营、管理创新的能力以及在中国构建人才队伍的能力就都会随之改变。”现在出现了很多跨境合作伙伴关系，这类合作往往由在西方受过训练的中国科学家和经理人管理。
某些最具创新性的中国公司就是东西合作的产物。上海的华医药公司就是上海罗氏研发中心(Roche R&D Center)的首席科技官陈力与他人共同创建的，该公司面向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开发药物，并将新疗法商品化。华医药运营之初，通过引入式授权(in-licensing)为罗氏公司的葡萄糖激酶激动剂(GKA)进行临床试验，该药物用于治疗中国人多发的II型糖尿病。陈力在罗氏工作期间，参加了葡萄糖激酶激动剂的开发。华医药专注于通过引入式授权和自行研发的方式为人们提供用于治疗癌症、糖尿病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核心技术可能并不是中国发明的，但用于中国人的药物可以在中国开发完成。”ARCH Venture Partners的尼尔森谈到，他现任华医药董事会主席。
与之相似的是，吴劲梓曾任美国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全球艾滋病新药开发副总裁，2011年，当他的新公司世方药业从中国和境外投资者那里募集到1亿美元时，也在业界引起了轰动，资金用于面向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开发癌症和传染病药物。该公司启动之初，将通过引入式授权面向中国开发商业化临床阶段的药物，公司在中国杭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区两地运营。
另一位明星科学家王晓东，也放弃了在美国令人艳羡的学术事业和商业事业，回到中国与人共同创建了百济神州公司(BeiGene)。设在北京的百济神州公司针对肝癌和胃癌等亚洲多发癌症开发药物，西方制药公司一直忽视治疗这类药物的研发。该公司采用的策略是引入式授权以及开发临床阶段的药物，同时也参与新药的研发。百济神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欧雷强(John Oyler)是位美国人。
上海的和记黄埔医药创始人杜莹(Samantha Du)，曾是辉瑞制药公司(Pfizer)全球研发高管，现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Sequoia Capital China)的风险投资家，该公司致力于为全球市场开发、商品化医药产品。公司的关注焦点：肿瘤和自体免疫疾病的创新疗法。
加强后备队实力
虽然在西方受过训练的科学家和全球范围的伙伴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国药物研发的智慧，但就培养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所需的后备队实力而言，中国尚远远落后。中国没有什么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具有冒险心态的教学和实践，而冒险心态则是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创新的助推剂，不过有专家指出，中国也建立了几家这样的机构。其中包括由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建立的上海高等研究院(Shanghai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由百济神州公司的共同创始人王晓东任所长。这些机构仿照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的模式运作。ChinaBio的斯科特谈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海归科学家提供资金……以便让他们围绕新药开发开展有趣的科学实验。”
TetraLogic的冯路谈到，中国的加入是对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的补充。“(跨国制药)公司的创新管道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必须扩展能催生创新成果的机会。这可不是把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的科学家请出来，让他们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个行业应该利用所有的智慧优势把‘蛋糕做大’。”
除了教育和培养科技人才之外，创建一个确实富有创新性的生物医药部门还需要整个医药系统和医疗保健系统的进一步发展。“目前，该行业的主要议题是解决生态系统问题。”沃顿商学院的萨马特谈到。其中包括构建药品监管系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及医疗保健系统等，这些体系可以激励并吸收新科技。他谈到，举例来说，制定药品价格的政府，必须在刺激药物创新的需求和为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的需求之间达成平衡。
